那个时候很年轻，朋友的父亲正好又到了创业成功的爆发阶段，有自己的私人飞机。这些多多少少，从商业上，创业上、乃至投资上，综合下来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。后来去选硕士专业的时候，我选了一个有商业性质的硕士学位——西北大学的生物科技和商学硕士学位，一半是生化、一半是商业。有很多的医学院，我申请过了，但最后没有选。

在那个时候我才接触到了精英学府，因为之前在马鞍山读的小学、初中，去旧金山的高中，再到大学，都是二流到三流之间。高中我读的是林肯高中，是我们旧金山最烂的高中之一：每天每时打架，墨西哥人打华裔，华人打华裔，越南人打黑人。越南人非常团结，三五个越南人把黑人打得落花流水，所以我们学校经常有警车不停地巡逻。这是一个大炼炉，ABC不喜欢台湾人，台湾人不喜欢香港人，香港人不喜欢上海人，所有人都讨厌除上海外的大陆人。

我们中国人是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端，每天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我又不太会打架，所以要跟人家交流——我跟黑人好朋友，西班牙人好朋友，越南人好朋友，没有人动我；有时候考试帮帮他们，因为我数学比较好，英文一样的差。

那个时间点现在回看，我是在融入不同的人群，跟不同的人交流——善意是互通的，我对这个感触很深。比如我现在骑摩托车，在非洲呆过一个多月；在尼泊尔，在阿根廷、智利，乃至澳大利亚沙漠腹地……我去过很多很危险的地方，这些地方的经历都加深了我少年时代的判断，那便是善意是互通的，你怎么对待别人，别人就怎么对待你。没有无缘无故就要对另一个人施加恶意的人，有的话，数量也是凤毛麟角。

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成长大概都会有七到十个十字路口，在每个十字路口你基本上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如果你做错了选择，走了岔路，你只要能快速地发现，能回来，大概就还能往你想的生活跟工作的方向发展；如果你十个路口连走错三四个，就会越走越偏。

我现在看我五到十个重大的十字路口，大概超过百分之六十是被动选择：

我父母选择去美国，不是我的决策；去西北大学是我的决策；后来我加入投资公司，他们硬逼着我回来北京，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好，又是一个被动的决策。所以到今天为止有经纬这样的平台，我自己觉得是七三之分，百分之七十是狗运，百分之三十是我自己的一些主动选择或者能力。这是实话，就是七三。

进入西北大学最好的部分，是有优质的大公司来校招。因此我进到了投行所罗门兄弟，这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，最后被花旗收购了，所以这个品牌也不存在了。大概二三十年前，他们在行业里是呼风唤雨的，我加入了他们的高科技投行部，在那边做了两年。

正好是互联网泡沫最高的时候，我又去到了荷兰银行，我在荷兰银行待了一年。我记得当时加起来是百万年薪，一个案子没有做。其实这一点都不吃惊，当他们开始做投资的时候，基本上是投资的最高点，他们在最高点进；在最低点，应该投资的时候，他们解散了团队。

那个时候，我记得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，遇到失业。当然他给了我们很好的“遣散费”，但是我就觉得非常沮丧。我是一个对下一步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个了解的一个人。我在一周的时间内，投了四千份简历，全部一样的内容，有时候会改一些，按照他们的数据库发给了投行、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。

所以到今天为止，我还有一个单子：当初我发的陌生邮件谁回复我，这里面如果有任何人现在来找经纬系帮忙就十倍的回报，这发生过几次。大多数公司高管或基金合伙人不回求职邮件的，但也有几个人回复，我深深地记得他们是谁。我就等着，有可能要等上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，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，但只要发生的那一天，我就会用十倍的努力去回报他们。当然我对记仇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逻辑，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我也记得，总有一天碰到他们擦边经纬系边界之时，我会再去收拾他们。后者基本上是不靠谱的投资同行，之前系统性折磨经纬系的创业者，反悔过好几次的，这种人我等着收拾他们。